学生、平民、士兵和亡国奴,那个让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历史节点中的众生相


-涨知识,正三观 -

怎么样我们打得够准吧?你们必须撤出宛平城!


“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


距北平三十里的宛平县城,是一座被掩映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孤零零的小城。


城门外的大道上泥泞湿滑,深深的车辙里淌着浑浊的雨水。城墙上架设着机枪,中国士兵在城门口持枪荷弹。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一队日本士兵也站立在大雨的泥泞中。


日本士兵要通过城门,中国士兵不允通过。


从凌晨开始,双方已经这样对视了十多个小时。


入夏以来,中国北方阴雨连绵。暑气和水汽纠缠蒸腾,四野弥漫着青草、树木和庄稼的青涩气息。湿透了的城郭和村庄疲惫地卧在泥泞里,大块的雨云在铅灰色的天空中飘来荡去。


在这个连人心都被雨水泡软的季节里,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中国这片偌大的国土上,一座小城的城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除了雨声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声响,除了这种对视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历史的普通的一天。”

——王树增《抗日战争》


▲宛平城。


那一年的夏天,华北的上空经常阴云密布,雨下个不停。


1937年7月初的一天,29军37师217团机枪连战士孙敬生,和他的战友们正驻守在北平东边,位于天津马厂的减河。


天下着雨,孙敬生和战友们一人披着一面五尺长的“白洋布”,布上面油上了一层桐油,借以挡雨。孙敬生很欣慰,觉得军长宋哲元还不错,虽然部队很穷,装备不怎么好,但知道爱惜士兵。


孙敬生在雨中睡去。但在北平西苑参加暑期军训的阮捷成,却被一阵枪炮声惊醒。1937年7月1日,北平举办了学生军训总队,身为北平志成中学学生阮捷成也参加了。


他记得,大概从4日左右开始,就时不时地听到枪炮声,“小炮,不是很大的,小钢炮什么的,机关枪很多”。


那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在“演习”。



但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出于高度的警觉,中国军队早就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了。


“卢沟桥附近一带是采掘北宁线路用的砂石地区。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只能种些花生等农作物。当夏季农作物如高粱等茂盛时期,丰台驻屯部队将此作为唯一的演习场。然而,最近当我演习时,中国军队却说我侵入农田,或要求我夜间演习须事前通报,或对我夜间实弹演习提出抗议等,对我屡施警戒。过去龙王庙堤防及该处南面铁桥地区,我方可自由行动。但最近,特别是自六月下旬, 禁止行动了…… ”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


▲宛平城外


中国军队虽无法禁止日本驻屯队演习,但不让他们通过宛平城门是可以做到的。于是日本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


不让你过去,你可以退回或者绕道,但是日本人不走,他们在城门外站着,一站就是一天,天黑了撤回去,第二天早上再来,依旧站在城门外。


这样一次又一次,让中国士兵感到古怪又诡异。1937年7月6日,在宛平城门外的大雨里与中国士兵对视了整天后,日军撤了回去。




7月7日这天,日军又来了。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日军下午才出现,他们绕过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了卢沟桥以北。这支日军是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


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影《七七事变》中,当天的宛平城外


清水节郎有写日记的习惯,而这位日本大尉的日记后来也成为研究中日战史的重要资料。他关于那晚的日记大意是: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听到了不明来路的枪声,然后就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赶快向上级报告,可不一会儿那个士兵自己回来了。还叙述了“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


而对此中方的记载是,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也听到了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机枪发射的声音,并为此加强了警戒。


后经查实,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当晚官兵的子弹一发未少,清水节郎所说的子弹飞来的方向,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存在。而那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士兵,当晚因为闹肚子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跑了回来。对此,清水节郎明确无误地再次向驻军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队长报告:“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至此为止,这个连绵阴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样。


可是,接下来,日本各方显示出的态度之蛮横与激烈,既出乎正常反应又令人疑窦丛生。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机不可失”,马上派人与中国方面交涉,“占领宛平城东门,俾军使交涉顺利”。


于是, 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松井太久郎还是打电话给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


8日凌晨2点,29军派出代表与日方交涉。


就在双方在宛平城外的暗夜里争吵不休的时候,凌晨3点,远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主任参谋大本民枝只用了两小时,便把一份旨在扩大卢沟桥事端的军事计划拟了出来。




日方把这份军事计划定名为“宣传计划”,里面提到的首要目标,就是“必要时不顾敌我双方的损害, 果断地攻击”,“占领卢沟桥”,“至迟于九日正午前占领宛平城”。


此份计划还附加了特别说明,强调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之行动”。只是这种宣传要有分寸,不然很可能适得其反——“过多强调, 将陷于自我辩解”。


卢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精心策划,昭然若揭。


而就在宛平城里的“谈判”陷入僵局时,早已等待多时的日军已经按捺不住了。1937年7月8日凌晨4点20分,日军开始炮击宛平城。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500多日军向宛平城中国守军发起了攻击。


▲炮击宛平城的日军


中国守军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报告。冯治安命令:一寸土地都不许退让。


在日本人看来,37师从师长冯治安到每一个官兵都是抗日的“强硬分子”。在长城抗战中, 这支部队的官兵半夜举着大刀摸进日军军营专砍人头的事,至今仍是日本兵的噩梦。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的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瞬间就将宛平专员公署炸塌了。此时的宛平县长王冷斋在炮声中想起一个细节:指挥攻击的那个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曾在宛平专员公署成立的时候前来表示祝贺。奇怪的是,从日军驻地到宛平城好几里地,一木清直那天没有像往常一样骑马,而是徒步走来的。


现在才明白,这个日本军官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准确距离。


筹划已久。狡诈如斯。



当晚,学生阮捷成再次从梦中惊醒。北平的市民们,也走出家门,听着远方传来的枪炮声,惊恐地看着西南方向的火光。


第二天早上,北平城变了样。学生刘良惠清楚地记得,街上一个巡警都没了,行人也寥寥无几,惊慌失措。


军营里,阮捷成也感觉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气氛。8日早上,他起来上早操,这时传令兵骑着马过来向总队长报告。总队长听完报告,把值日官叫到跟前,讲了几句话,然后匆匆忙忙地就走了。


从此之后阮捷成他们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总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到前线去了。


就在同一天,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的侵略。


北平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上街,为29军演讲、募捐。不只北平,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走上了街头,高呼爱国口号,为北平的将士们捐款捐物。


民间抗日救亡热情高涨,但29军军长宋哲元却有自己的打算。虽然他和他的29军将士打心眼里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他又不得不与日本人“和平相处”,他不想在他的地盘上发生战争,他深知一旦战争爆发,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控制,而自己瞬间就会连立身之地都没有了。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出身于西北军的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历史上西北军的冯玉祥与蒋介石矛盾还很深,所以绝不能不提防蒋介石。


因长城抗战而闻名的宋哲元,也不是汉奸,他曾公开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绝不会投降日本人。


或许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有自己的苦衷,但寄希望不扩大事态,和平解决,现在看来只是一厢情愿。


其实在29军内部,将领们在如何处理与日军的关系上分歧很大。37师师长冯治安等人主张坚决抗击,38师长张自忠等人则主张与日方交涉和平解决。不是说张自忠等人对日军怀有畏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是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甚至为国捐躯,与宋哲元一样,他们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西北军好不容易到手的平津地盘。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也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29军应战的准备。


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到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7月26日,日军攻占廊坊车站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29军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37师必须于28日中午前全部撤出北平城区,否则日军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随后又制造了广安门事件,进攻广安门未果。


直到此时,宋哲元他对日本人抱有的所有幻想已经化为泡影,他对中央军取而代之的担忧已经为日本人所利用,而日军以全歼他的29军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然而任凭上面怎么“折腾”,29军的士兵们可没闲着。38师225团3营11连的战士曹廷明和战友们闲着没事就磨刀、擦枪、擦子弹,磨得刀“刮头发都能刮断”。



负责守卫北平南面的南苑兵营也被加高加固。南苑镇的居民黄成祥亲眼看到29军的士兵们把围墙加高了,围墙外面的沟也加深加宽了,三个门外面也挖成了沟。


北平附近的老百姓也开始把家人送往北平城内。黄成祥的母亲、婶子和姐姐,都被二叔带到了城内。


城高壁厚的北平城成了人们最后的避难所。



身在军营的阮捷成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离自己很近。当时的营区,学生和士兵混住,白天还看到士兵们在,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军训提前结束了。


阮捷成的家就住在宋哲元的司机家旁边,家里觉得不大安全,就搬到了前门的六国饭店。之后的几天里,在饭店的楼顶上,他就看到了南苑方向的炮火连天。


7月28日,日军趁29军换防之际,突然夜袭南苑兵营。南苑学兵团学员阎启志记得,当时是凌晨3点多,日军的大炮“就往南苑打了”。


在重炮的掩护下,日军一个连队率先冲入南苑防守的最薄弱处——学兵团的驻地。当时南苑有多少守军?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记载。但参加过南苑战斗的阎启志记得,南苑的守军并没有多少“正式的部队”,学兵团算是一个团,但“连枪都没打过”。



阎启志很清楚自己参加学兵团的原因。上学的时候,日本的浪人就到他的家乡——河北献县“乱窜乱闹”,觉得国家没有地位,“小日本太欺负我们了”,就私下里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上学干什么?国家这么乱,咱当兵去吧。


然后剃了头,走进了南苑兵营。黄成祥记得,大概有几百上千个,29军还专门给了他们一个营房住。这群学生兵成了老百姓们眼中的焦点,管他们叫“小孩连”。


南苑已成孤营。


但面对汹涌而至的日本兵,学生兵们并没有退缩。每个学员都发到了一条步枪,四个手榴弹,二百发子弹。看到日本兵就打,然后蹲下来,打没打死?小心翼翼地再探头看看。


在学生兵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又遭到了前来增援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的夹击,日军暂时被赶出了阵地。


与此同时,赶去团河前线指挥作战的132师师长赵登禹却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132师师长赵登禹


132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张可宗,清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遇到敌人伏击后,随从把他的大刀一交给他,右手拿大刀,左手拿手枪,“跟日本就干起来了”。


但张可宗又不敢离师长太近,师长的大刀舞得“呼呼”地响,日本兵都不敢围到跟前。


黎明时分,日本飞机就开始轰炸南苑兵营,兵营瞬间成为一片火海。


▲日军轰炸下的南苑兵营


黄成祥看到,家对面的营墙上,一个士兵拿着步枪在打飞机,结果被飞机的机枪扫射到,“一下就死了”。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阵地已支离破碎,学兵团1700多名学生兵,只剩下了800余人。这时,赵登禹宣布了撤退的命令,开始突围。


阎启志在突围过程中掉了队,当走到大红门附近时,看到一伙人围在一棵树底下喝水,一看军长宋哲元和团长都在那,干什么?收容士兵。


等待的过程中,他听到有人大喊“副军长受伤!”就赶紧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就看到了受伤的副军长。


▲29军副军长佟麟阁


原来,因为有汉奸的出卖,向日军泄露了29军的作战计划,副军长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在转移的时候,皆落入了日军的伏击圈。


埋伏在北平与南苑必经之路上的日军突然向正在转移的指挥部队扫射,赵登禹当场殉国,年仅39岁。



张可宗回忆,当时赵登禹身上、脸上都是血,临死前把随从叫到身边,让他向母亲转达,忠孝不能两全,对得起国家,就对不起咱的妈。


佟麟阁将军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机枪射中腿部,虽身受重伤,却坚持指挥作战,随后头部也被击中,最后流血过多牺牲。


两位将军阵亡,举国震惊,同声哀悼。现今北京西城区宣武门附近有一条路叫“佟麟阁路”,在西城区中北部有条路叫“赵登禹路”。


今年清明节我曾去赵登禹将军墓献花

在宛平城不远的一个公交站牌后面


然而,南苑失守后,北平四面被围,宋哲元率部队撤出北平。


28日那天,北平市民心境复杂。当听见南边响起枪炮声,得知自己的军队终于与日军真枪实弹地干起来时,全城雀跃。市民们组织起支前队和慰问队,甚至还请来了几十名磨刀人,以专为第二十九军官兵磨快杀倭寇的大刀。


但转眼间,自己的军队却连连失利,最终要弃城而去。


▲日军占领卢沟桥


“亡国奴”的日子要开始了。


阮捷成一家决定离开北平,去往天津。然而,去往天津的路上也危险重重。


家里给阮捷成借了一套长衫,叔叔是大陆银行的法律顾问,给他借了一个银行的徽章。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了盘查。


因为军训,阮捷成已经剃成了光头,而且年纪轻轻,日本人会专门检查——手上有没有老茧。虽然军训摸了几天枪,但远远到不了手上出老茧的程度,阮捷成被放行了。


但此时的天津也不再太平。


7月29日,日军开始轰炸天津。驻守天津的38师由副师长李文田指挥,他手下只有4000多人的正规军和1000多名警察,攻击5000多人,实力悬殊。但李文田还是决定主动出击。



日军痛恨砍他们脑袋的中国军队37师,但38师也是一支抗日情绪高涨的部队——在平时训练中,除了常规军事课目外,这个师还有一个训练内容叫作“精神讲话:


……每逢国耻日, 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或者让官兵都躺在铺上凝视天棚,不吃饭,想一想,以示不忘国耻。有伙食节余的团营就买几头活猪,拉到操场上用黄纸糊在猪身上,写上“日本帝国主义”,然后让各连队向猪做冲锋动作。哪个连队刺死了猪,哪个连队就抬走吃了。


吃饭时唱吃饭歌:这些伙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 。


所以才有了38师这种无异于“飞蛾扑火”,却又视死如归的主动出击。


刚一战斗,38师112旅223团的战士李兰亭就看到自己的班长就被击中了。这名参加过长城抗战的老兵,中弹以后,挺着胸跪起来,还用手指着一个方向,让弟兄们进攻。


李兰亭望向自己的班长,“眼看着他的眼睛都直了,我一望他,好像没声了一样”,胸口处的衣服被打破了,一会儿血就流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身子一歪,躺了下去。


天津沦陷。平津沦陷。


1937年8月8日,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率领3000多人从朝阳门进入北平。还故意挑的早上9点18分进的城,9·18,示威意味相当明显。



当时的保甲长通知每户派一个人出来欢迎,每人还得打着写着“中日亲善”“东亚新秩序”的小旗子。崇文门的小广场上,也升起了一个巨大的气球。这是日本人的惯例,每占领一个地方,都会升气球,气球下面的条幅上一般会写“占领某某地,某某地陷落”等。


“你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又杀我们的同胞,你还叫我们去庆祝你的胜利?”刘良惠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反感。


作家冰心在《回忆七七》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只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反抗之后,继续呻吟了几声,便俨然地死去了,街道上死一般地寂静,只有三三两两的人们在仰头读着香川入城司令的通告。


教室里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刚刚学会的日本国歌;北平修改了时差,以东京时间为准……


古老的城墙,圈起了上百万的“亡国奴”。


而日本人夺得了平津这道华北的屏障,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了。


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29年,即1189年 。


这座中国北方著名的古代石桥,横亘在永定河上已经数百年之久。这是一座工艺精美且建造坚固的古老石桥。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座石桥的最大价值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它激发了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血性的爆发。



它促使中国人民筑起了新的长城,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整整七年后,制造卢沟桥事变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已经升任日本侵缅部队第十五军司令官。在他自己提升上任的时候,日本战败的结局已经显露。


心情黯淡的牟田口廉也这样回忆了往事:“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颇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意味。


参考资料:

王树增《抗日战争》、纪录片《我的抗战》

纪录片《大抗战》、电影《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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